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合称四大文明古国，是在国际上较高认可度的对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概称。“四大文明古国”的相似说法最早来源于欧洲历史学界，其在19世纪开始将中国列为“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地之一”。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其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中国、印度、埃及、罗马是也。”古代中国即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文明，古印度代表了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代表了尼罗河流域的文明，而巴比伦只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有些学者还把爱琴海文明也纳入世界文明行列。
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容易生存的河川台地附近。在北半球的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相继产生了世界四大文明。四大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它们是现在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作为世界上的文明所在，其间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往来。
中外交通开启源远流长，虽然当时没有称作丝绸之路，但中外交通实际上在民间早已开始。考古学家在我国新疆哈密七角井发现的距今一万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就有来自沿海地区的珊瑚珠，而在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哈密古墓葬，则发现了许多佩戴在衣服和围巾上的海贝，这些都是内陆与沿海交往的证据。而河南安阳发掘的商代王妻“妇好”墓中，出土的数百件玉器，大部分都是新疆玉。《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行，至“昆仑丘”（今昆仑山）和“群玉之山”（今新疆和田南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应该是到了新疆与中亚一带。而吐鲁番经碳14鉴定的距今两千六百多年的古墓中，出土了一件来自中原的用绿色丝线绣出的凤鸟纹的素绢，俄罗斯联邦戈尔塔·阿尔泰州古塞人墓中发现的丝绸，应是这些古塞人将中国的丝绸传播到西方的。而古波斯人称中国为“支尼”（cini)，他们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站网，在中亚设立七个郡，最东的据点已到达与我国新疆相邻的费尔干纳盆地，他们在那里设立“居鲁士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忽毡城西）。继波斯帝国后，马其顿帝国兴盛，其王亚历山大在位时，也在今忽毡城附近设立“最远的亚历山大城”，希腊人在此接触到中国的丝绸。希腊人把丝绸称作Ser，即汉字“丝”的音译，把出产丝绸的中国称作赛里斯（Seres），意即“丝国”。希腊巴台农（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神像就身穿质地柔软、轻薄透明的丝绸长袍，而公元前350年希腊陶壶狄奥索斯和彭贝图画中就画有身穿丝绸的贵族妇女。因此，先秦时代，从中国到塞人居住的中亚而后到达南欧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
先秦时期，中外海上交通的记载见《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当时商人活动的足迹已到达今渤海、黄海一带。而今美洲墨西哥等地有不少与中国商代风格酷似的墓碑、雕塑、石刀、壁画、文字、图腾、铜器、陶片、纹饰以及风俗习惯等，因此，有学者认为，三千年前很可能有一批中国逃亡者到达墨西哥。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帕拉斯维德半岛浅海发现两个“石锚”，也有学者认为石锚产地是南中国海岸。20世纪初，加利福尼亚州华侨华人还在使用类似的石锚，扬帆美洲三千年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
西周时，南方越国大力发展水上运输。《越绝书·记地传》云，“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唯从”，海上交通业有所致力。《尚书大传》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成王时，越裳氏献白雉”；王充《论衡》也云，“越裳献雉，倭人贡畅”。由于两书成书较周代有似太晚，是否能说明周代情况，还需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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