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庵埠港（溪东港、东港、西港）、沙汕头港
明代后期
浦港和溪东港的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航海贸易传统，为清代这一地区港口及对外贸易的重新兴起奠定了基础。庵埠港（今潮州市潮安区）、溪东港（今汕头市升平区鮀浦乡溪东村）、东港（今汕头市龙湖区境）、西港（今汕头市金平区境）、沙汕头港（今汕头港）均与韩江下游分支西溪相关。韩江下游西溪主干道经海阳县庵埠镇，进入澄海境内分为数支，分别由溪东港、沙汕头港、东港、西港等处入海。在这一体系中虽然港口众多，但在不同时期其发挥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早在清顺治年间，庵埠就有海关之设，《庵埠邓氏族谱冠儒公家传》载：“粤东之有海关也，征收沿海商人贸易税务，清世祖章皇帝入国时，分拨从龙兵丁经理各口，日久皆归土著，而庵埠实为各口之首。”平定三藩叛乱之前，庵埠海关的设立以及尚氏政权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潮州的海外贸易，尤其是以庵埠为中心以东港、西港和溪东港为分港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一度相当繁荣。西港、东港和溪东港还形成了潮州著名的三大埠市，“东临大海，为水陆要冲，商贾舟航所聚，兴贩所集，其初盖云漫星繁矣”。由于历史的传统，西港、东港和溪东港多以东洋日本和台湾郑氏政权为贸易对象，对清政府的边疆安全形成威胁，因此在康熙初年实行的迁海政策中，三港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自三港到庵埠的大片区域均在迁界之列。“自海峭恬安，溪港湮塞，船舶往来皆由莱芜径达南港，而旧东港、西港、溪东港三埠市亦遂耗焉。”以庵埠为首的东港、西港和溪东港的对外贸易一度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康熙开海后，在庵埠设正税总口，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又重新兴起。首先，庵埠所在的龙溪都“当三县（海阳、揭阳、澄海）之交”，“夙号冲要”。韩江主干道西溪经由庵埠分为三支，分别于溪东港、东港和西港入海，而庵埠即处于三溪分流的总纲之处，为通往潮州城的必经之路。另外，古代潮汐对于商船贸易有很重要的影响，“商船贩舶往来如蚁，大率凭朏魄之盈虚，占潮汐之长落，朝出暮归，晷刻不爽，不然望洋而叹，其又何恃以无恐哉”。唐时，潮至恶溪，直逼潮城，因此当时潮州主要的港口就是潮州城；后来，潮到急水，而附近的凤岭港成为明以前的主要贸易港口；清代潮水只能抵达庵埠之上，外洋大船可以依靠潮汐的推力抵达庵埠，因此，庵埠就成为清代早期最主要的外贸港口，在潮州早期的对外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雍正时“庵埠迩海澨，烟火万家，商贾百货之所集也”。乾隆《澄海县志》亦载：“庵埠镇，商贾舟楫辐辏。”嘉庆年间，邓昌时在考察潮州海防时认为澄海最重要的出海口是水吼，水吼即庵埠出入之孔道。可见庵埠港在潮州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尤其是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庵埠港相配合的出海口主要是溪东港、东港和西港三处海港。溪东港、东港和西港俱在澄海县城南三十里，“为水陆要冲，商贾舟航所聚，兴贩所集”，尤其是溪东港“在双溪口外，舟楫停泊，若蜂屯蚁聚”。总之，以庵埠为中心，以溪东港、东港和西港为辅助的港口体系是清代乾隆以前潮州最主要的外贸港口。
后溪东港、东港和西港衰落，沙汕头开始崛起。沙汕头在澄海县城西南三十五里处，“地临大海，风涛荡涤，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前有海澳，由放鸡山而入，东对莱芜，西通潮阳之达濠、后溪，为海道出入门户” 。到嘉庆年间沙汕头已成为“商船停泊总汇之地”，开始与樟林港并驾齐驱。五口通商后，汕头成为条约之外的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其出口货物除运往国内各个地区外还运往美国和英国等地。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正式成为通商口岸。
（2）东陇港、樟林港
东陇港、樟林港均在澄海县城北三十里处，即韩江北向支流的出海口处。东陇港自宋元以来一直为潮州重要的贸易港口，樟林港则建城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代由于政府对此处防卫较严，两港在明代潮州的海外贸易中并不占突出地位。至清代乾隆以前，东陇港与樟林港在整个潮州的对外贸易中仍不起色，其地位远不如溪东港、东港、西港、潮阳诸港，甚至还不如本地区的南港。而且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东陇港的作用要大于樟林港。直到乾隆年间，东陇港仍为“海船出入要隘”，“货物总汇之地”。正因为如此，康熙年间设海关税口时，东陇设正税口，而樟林则是隶属于东陇的小口。
乾隆以后，樟林港的地位逐渐超过东陇港，并成为整个潮州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理因素。明代以后，由北溪口溯流而上，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仙美溪，进入东溪，上至潮州的水路，是从海上坐船到府城，直至韩江上游航程较短，通航条件最好的航线，而樟林就正位于北溪的入海处。二是粮食贸易。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政府同意给商人发放牌照，赴外洋运米回国。这对民间的外洋贸易起了促进作用。在潮州诸港中对樟林尤为有利，因为潮州最缺粮的三大区域是南澳岛，饶平沿海和澄海，而樟林港正处于三处的中心地带，因而具有最大的动力，而其他港口离产米之区潮阳和揭阳较近，因而相对动力不足。三是与福建的关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和厦门，对外贸易只限广州一口。福建省南部的人民被迫把外运货物从陆路运到樟林，再行出口；同时又把进口货物从樟林由陆路运回福建。此后虽然厦门重新恢复对外贸易，但由于盘剥日重，洋船不堪其税，因此福建商民仍从樟林港进行进出口转输贸易。四是其他港口的衰落。如上所述，乾隆年间由于东港、西港所处的韩江上游河道的湮塞，作为早期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的东港和西港开始衰落，“船舶往来皆由莱芜径达南港”，而由南港入海的韩江支流为诸支流中最细小的一支，航道狭窄，不利于货物转输，因而南港并不能承担起主要对外贸易港口的重任。因此，东港、西港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樟林港的兴起。自此樟林港成为“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通洋总汇之地”。樟林港成为澄海县乃至整个潮州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甚至在世界航运史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乾隆年间，樟林在南社港畔建起天后庙，从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竣工，历时十五年建成，占地十五亩，为潮州之最，这也充分反映了樟林港内外贸易的兴盛。道光年间，樟林港开始呈现衰落迹象，其主要原因在于韩江东溪的水浅沙淤，“凡潮、揭、澄、饶、惠、普之艘皆沿西溪以达城下”。东溪的淤积使得从樟林港入口的货物船只难以抵达府城，这是樟林港衰落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樟林港的地位逐渐被汕头港所取代。
除了以上两处最重要的港区外，潮阳诸港、南港（今澄海市南港）、南洋港（今澄海莲上镇一带）、北炮台港（今揭东区地都一带）、黄冈港（今饶平县城）、神泉港（今惠来县神泉）、靖海港（今惠来县靖海）等也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3）潮阳诸港
潮阳诸港主要包括达濠港、海门港、后溪口。康熙年间，粤海关在潮阳县城设正税口，在达濠、海门港和后溪口设挂号小口。达濠城在潮阳县城东三十里外，明代为荒芜之地，清康熙五十六年由于海外贸易的开展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创建，城外即达濠港，“港内商渔船只千艘湾舶”。其出海孔道河渡口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为适应海外贸易的扩展，在达濠埠生祠前及河渡口均建有天后庙 ；海门城，在“潮阳城东二十里，为全县门户，商渔船停泊处，为琼南广惠闽浙江苏商船往来之要口，为海防最要”；后溪口，在潮阳北门外，“乃商渔船只出入咽喉，为海防最要”。众多良港使得潮阳商民大量从事海外贸易，“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称富室者比比也”。潮阳尤盛产“葱糖”，“最白者，以日暴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
（4）南港、南洋港
乾隆以前，南港和南洋港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粤海关在南关设正税口，附近的卡路口为挂号小口，而南洋港为南关小口。乾隆年间由于西港和东港的衰落，“船舶往来皆由莱芜径达南港”，南港的海外贸易更加繁荣。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当地绅士杨吉士捐资在南港白砂建铺千百，成为重要商埠；南洋港在县治东北二十里，由蓬子港直通外海，“可舶战船，四乡米谷云集，居民富庶，乃可战可守之地”。
（5）北炮台口
北炮台口系粤海关正税小口，在揭阳县桃山都玉窑溪出海口处，“系冲要之处，船只往来贸易辐辏”。“其自外洋至者，必经炮台海关，榷税在蔫”。
（6）神泉港、靖海口
神泉港在惠来县南十五里处，“有大港通海港”，“为县之门户”；靖海为惠来县“东土屏藩”。两处海港为惠来县重要的出海贸易港口。粤海关在两处设正税口。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神泉港建有南海神广利王庙和天妃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内外贸易的繁荣。
（7）南澳岛、放鸡山岛
南澳岛和放鸡山岛并无海关之设，其贸易主要是走私贸易，尤其是鸦片的走私。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和美国商人即贿赂南澳当地官员，在南澳岛从事鸦片贸易。后来英美在南澳的鸦片贸易遭到当地官员的驱逐，便将走私贸易据点转移于双岛（Double Island），双岛即放鸡山岛和其对面的德屿岛。
总之，在清乾隆以前的对外贸易中，以庵埠港为中心的溪东港、东港和西港一起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乾隆以后，樟林港和沙汕头崛起，成为潮州主要的外贸口岸。而潮阳诸港、南港、南洋港、北炮台港、神泉港、靖海口以及南澳岛和放鸡山岛等也在各自地区内发挥不同的作用。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