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期的十三行商人并不满足于年均二三十余只西洋商船的造访，他们同时还主动经营南洋贸易，并在一些主要的贸易点，如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同西洋商人交易。这已在“南洋禁航令”颁发之前了。
有一则典型事例佐证，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讲黎安官与外商的关系时特别提到，1703年有一艘商船在南洋被劫损失惨重，投资者正是黎安官的：
商人黎安官也从广州到来，大班对遇见这位曾和公司有过满意关系的人表示高兴；但当他拿出从前“舰队号”大班的期票时，他们表示惊讶，因为（该大班）“借钱用来打发他的船”，但没有将这笔欠债通知他们。黎安官对这件事说得很漂亮，“只暗示按中国利率是每月2%”。他又对他们说，在“柔佛被劫”的帆船是属于他的商号的，而他可以“写具证明，他可将各事解决得使船长汉密尔顿满意”；他的“损失约11000两，假如这件事被官员知道，他们就会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引起争议，以便在本季度的船上勒索一行笔款子”。他又劝他们到广州去；但他们不能希望很快回航，“因为商人们被这位海关监督蛮横对待，非常害怕，他们要等新官上任后才订合约，新官已经到达，他具有做海关监督的好性格”。
可见，康熙年间，在金融业、航运业上，十三行已是瞒着官府经营着大生意了。
这一事件，则发生在“一口通商”之前50多年，“南洋禁航令”之前14年。
早期的十三行商人尽管为闭关锁国政策所掣肘，但并不妨碍他们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贸易，甚至出资经营他国商船，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网络，成为角逐于海上贸易的隐形投资者。
巴达维亚雍正书法
根据资料披露，18世纪广州商人已经经营了广州与欧洲间货运的帆船贸易。至1763年，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已占总量的30%，约与英国的货运量相当，剩下的40%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 其中，瑞典对广州
帆船的情况有详细记载，从18世纪5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广州帆船贸易的档案记录，以广州为基地的帆船少则有27只，多则达35只，有外国商人投资于这些贸易中，也有许多十三行商人投资经营其中。有资料表明，至少有9家贸易商行及广州的13位中国商人为这37只帆船出资，但我们确知道，其中的31只帆船由7位不同的中国商人经营。这一数字再加上已有的13位商人，可见当时不下20位来自澳门和广州的商人经营东南亚的帆船贸易，为其提供资金及服务。
这些中国帆船贸易商还常常与行商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在18世纪，这些帆船出资人中本身就有许多行商。
因此，“南洋禁航令”的打破势在必然！
雍正废除“南洋禁航令”不仅顺乎人心，而且顺乎历史，其实，人心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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