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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田丰:《哲学、文化与时代》——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一)

当今世界的文化进步,不管形式如何,都根源于文化中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运动,文化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共性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个性化的过程,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的联系、冲突、转化、融合,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主线,推动着文化和人的历史进步。

一、文化的共性

所谓文化共性,即文化的本质,它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个体的特殊的文化之中,它是世界上不同文化得以相互交流、交融的内在基础,是我们认识和评价不同文化的共同尺度,对文化共性的探讨,反映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水平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寻找文化共性以及如何界定文化共性 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从文化的发生、发展和目的来说,它的共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1.主体自觉性

文化即人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现象和活动。“在人之外或在人之前不可能有文化,同样,在文化之外或在文化之前 也不可能有人。”①

“文”是一个打记号的动作,它包含多种含义,概括起来就是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世界和改造自身的活动,动物也能给自然打记号,然而它是本能的活动,而人不同,他在打记号前已具有自觉的目的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②“人”在进行 “文化”活动以前,还不能说他是人,而只是仍然从属于自然世界的物种;而文化活动作为主体的活动,或者说它的主体性,不 仅要在自然物上打上人的印记,使之成为“属人的”世界,更为突出的是能够对自己的精神、思想加以反思、提升的活动。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但是思想虽说是那样基本的、实质的和有实效的东西,它都具有多方面的活动。我们必须认为,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③黑格尔虽说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来阐述文化与人的关系,但突出了人的思想是文化的本质,以自身为对象是思想的使命,强调了文化的自觉性,充分继承和发挥了康德的主体性精神。

马克思揭去了黑格尔关于文化主体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雾纱,对此作了唯物辩证的改造,他指出人是文化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文化活动的本质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文化活动既是对象化活动,更是主体化的活动,即提高人的能力,提升人的自由自觉的境界,这是文化活动的终极价值和目的。他把奴役人物役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称之为异化劳动,是因为在这种劳动中人是经济的动物,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他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人的感性和精神感觉变成了简单的拥有感,感觉和认识的丰富性被狭隘的占有欲所代替,“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⑥他认为,只有消除劳动的异化,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充分展现人的本质, 达到为了人发展人的目的。劳动异化性质的消除,不仅是劳动者被奴役状况的推翻,而且是劳动从物质劳动向精神劳动的跃升, 到达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只有在这个时候,“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⑦

2.实践能动性

文化的共性来自于人性的共性,而人性的共性来自于实践的普遍性。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如上所说,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自觉性和能动性,文化活动是人的自觉创造活动,是既“化物"又 “化人”的过程。

人的这种文化特性决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把能动原则看做是精神的最本质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形式则是能动的精神,逻辑的、思辩的精神。”⑧而精神的能动原则表现在它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把自我的力量和本质对象化、外化。

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的对象化的能动原则,肯定他的思辩形式阐述了人通过劳动自我产生,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人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自我创造的过程,他认为人通过劳动扬弃了自然界的原始性、直接性,使自己的本质统摄自然对象,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然而, 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劳动的对象实际上是精神的形式的自我转换,是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马克思把人的文化本质对象化首先看成是客观物质性的活动,人在实践中能动地改造自然世界,同时又 能动地改造自身,丰富和发展自身。人“通过实践创造世界,即 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⑨实践的能动性不仅在于对象化,而且在于非对象化,即在自我否定中重新占有对 象,确证和发展主体力量。“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 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对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 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做对象来对待,而这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可能。”⑩

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能动过程,文化的人或人的文化不但创造出一个“人化自然”,而且创造出新的文化和新人。正如马克思说的,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实践中锤炼出新的观念,新的品格,新的语言。

3.历史进步性

文化的进步性根源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历史活动。“进步” 概念本身蕴含着对客体与主体,必然与应然,理想与现实相互关系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的文化活动的基本特点和目的。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而直接动力在于主体内部的精神运动。在这诸矛盾运动中产生了文化的历史。“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⑪

马克思把人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文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文化生成阶段,在这个阶段,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共同体,是人存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的个人,一方面,作为生产劳动的主体被共同体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他被生产成“具有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相应品质,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⑫。第二阶段是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地域、民族等各种狭隘性,使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得到日益普遍、全面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发展使人的文化本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则为人向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⑬第三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⑭这个阶段,“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⑮人的自身的个性和能力的自由发展终于成为最终目的。

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启示我们,人的历史是人的文化个性和能力发展的历史,人的文化个性和能力的发展以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为前提;与人的历史发展一样,人的文化个性和能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贫乏走向丰富,从狭隘走向普遍,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进步过程;人的文化进步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以一定阶段上牺牲部分人的发展,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实现的,它伴随着异化与复归,否定与肯定的辩证运动;文化进步的标准,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既要看它是否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要看它是否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和能力,增进人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⑯ 马克思的文化进步观不仅是与他的唯物史观相一致的,而且是他唯物史观的精髓。这样,社会进步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生产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物质财富,而且生产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和精神财富;不仅要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具设备的基础上生产,而且要在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前提条件下生产。